百年儒學主題

霍韜晦

 

儒學是中國人立根的學問,也是民族不死的精神支柱,但自滿清入關,出於維護政權的考慮,讀書人的節氣與志氣已被消磨,精力轉向於故紙堆的研究;雖能成學,但精神已萎縮。民國之後,時代意識開始覺醒,但在西方的強勢文化比對下,國人患了嚴重的自卑症,對儒學的信念更弱、更不了解。為了救國,反而紛紛投到反儒、罵儒、打倒孔家店、反對舊禮教、乃至消滅漢字的行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陳獨秀、胡適、吳虞、魯迅、李大釗、錢玄同等人。他們以為:打倒中國文化,中國就能富強了。非常幼稚的想法,經不起分析,但國難當前,許多問題已無暇細想,整個文化氛圍都表現出一種浪漫與浮躁。

一個民族的文化原來是與其民族的生命共始終的。我們可以說:有甚麼樣的文化就會有甚麼樣的民族。因為民族的風貌、生活、習慣、反應方式與價值觀念,都是由其歷史文化所熏陶蘊積而成。不只中國如此,世界各國皆然。所以無人不重視自己的傳統,亦無人不愛護自己的傳統。因為那是自己的出生之地、成長之地,亦即被塑造之地、被養育之地;我們對之不能不有感情、不能不起感激,進而愛之、思之、念之、引之、發之、延之、續之。這是責無旁貸,亦不須再問理由。唐君毅先生稱之為一種「形而上的感情」,即是一種對自己生存本根的體認,而直下承當。所以當國人守不住自己的精神家園,而欽羡外國,進而以得外國之蔭庇者為榮,唐先生即稱此為「花果飄零」,如「一大樹之崩倒」,「而隨風吹散」,不能不說是一大悲劇!

但這有甚麼辦法?當一個民族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信心不覺已盡失。過去是「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但今天卻是「寧為異鄉客,不作中國人」。誰能在極艱難的情形下,為守住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而不懈奮鬥呢?

就是海外的新儒家。歷史必將記住這一段在現實上蒼茫四顧、瀕臨絕糧,但在精神上卻不斷開闢、放出異彩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日子。靠他們努力,正告世人,正告西方學者:中國文化有其獨特性,有其精神之表現方式,亦有其超越之宗教感情,更有其特殊之心性學,使其民族生命能綿延悠久而不墜。中國文化雖無西方式的科學與民主,但決非不能從民族自覺之客觀精神與道德精神中開出,此即道德主體之暫時退隱以轉出知性主體以完成其對客觀世界之認知,然後復位以主宰其自身之進退。所以並不與西方文化矛盾。民主制度亦然。由此可知中國文化必能與西方共處,而中國文化自身之特殊智慧,正足為西方人所學習。1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自信。現實上雖一無憑藉,但反而能從根本上用心,對中西文化認識得十分清楚。真正的智慧是產生於憂患,唯有經歷諸多考驗,纔有真知灼見。

固然,自內容而論,新儒家的觀點可以商榷,而且各人所成之體系亦不同,如牟宗三先生之兩重存有論、分別說與非分別說、圓教模型、判朱子「別子為宗」、通過良知之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科學等等講法,皆為獨創,而且系統整然。而唐君毅先生則從儒學生命之自然發展、自我要求,可以有各種引發分途而並行不悖,即哲學史以言哲學;又吾人之思想可以層層反省,超越各家而得會通。一切哲學、一切文化皆是境,若能逆觀其生起之源,即可進可退、可升可降,皆為心靈之全體大用,不必固執而成衝突。人生苦難,即由良知之一念陷溺與生命之封閉所成,唯有逆反至性情,方有超拔之道。其系統雖不如牟先生之清晰謹嚴,但卻恢弘博大,令人感服。在學術上,他們兩人都把儒學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當然,這並非是說,除了唐牟之外,即無新儒家,如錢穆、張君勱、陳榮捷、方東美、徐復觀……都各有所成,這纔滙成一個自覺承擔中國文化危機的知識分子群體。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那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放之後,就沒有可供研究、參照、吸納、繼承和開出新局面的資源了。由此可知海外新儒家在歷史上的貢獻:他們不只維繫斯文於不墜,而且能進而與世界各大文化分庭抗禮、柔服其心。

百年國運、百年國史,也就是百年文化、百年儒學。要知道這百年儒學的貢獻,必先知百年民族所走過的艱苦曲折的道路。大體而言,民族要獨立,除了要有經濟、軍事的力量支撐之外,更要有文化的源頭活水。人的精神有生機,政治纔有生機。過去一百年,通過幾代新儒家的努力,中國文化的命脈已被暢發;各種文化亦如百川灌河,齊奔東海。於此承先啟後之際,新儒家能否賈其餘勇,從學院中走出,再創光華?千辛萬苦經營的思想體系能否在今天的社會中,再展現其魅力?後學者如何繼起?

這是百年儒學主題:中國文化必須與中國民族共患難,一切思考必須回歸民族生命之弘揚。這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充實民族之內涵以贏得世界尊重之道;亦使民族的精神面貌再現其仁義禮智,而不是止於建構體系。明體達用,方完成其使命。

新儒家往矣。今年恰值唐君毅、牟宗三兩位宗師百年冥壽,他們的一生正是新儒學艱難奮發的寫照。則百年儒學的主題,亦可以從他們身上得到啟發:如何繼承他們的志業,正有待來者。

 (法住機構、東方人文學院聯同若干機構主辦「百年儒學」學術研討會,時間為本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地點在肇慶抱綠山莊;將柬邀各方儒學研究者出席。敬請留意)

1         以上內容,詳見唐君毅等人所發表之〈中國文化與世界〉一文。1958年《民主評論》元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