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百年儒学」会议宣言

 

 

一、儒学的普遍性

儒学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学问,也是中华民族不死的精神支柱。在历史上,它起于中国,但决非只爲中国人所有。因爲它立足于生命,主张人当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然后修养自己、充实自己,通过具体的实践,努力完成自己的本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自己的成长与成熟,便可担当历史运命,响应时代挑战,确立轨范,创造新思,以守护传统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胸襟广阔,思想深远,上通于古,下贯于今,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与「天人合一」;其实就是把爲己之学、修身之学、立德之学、明道之学与通经致用之学、爲政之道、处事之道、教化之道,合而爲一。此中所展示的,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关系,而是生命的成长、气质之变化、能力之提升、心量之扩阔、与对客观世界所反映的价值之洞察,知其纠结,有化解之力;推动历史,走向理想,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人生意义。由内而外,亦由外而复归于内。关键在自己的领悟:是甚麽人,就会做甚麽事。这个道理,凡有生命者莫不知而喜之,乐而行之,所以有其普遍性。

 

二、历史的遗憾

可惜这种强调通过个人成长、内外互动以达至内圣外王(亦含天人合一)之学,自先秦儒家提出之后,在历史上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反而不断在两端摆动,造成矛盾和断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使儒学之外王事业达于顶峰,但由于缺乏践履者之内圣工夫之支持,变成与政治利益、现实利益结合,神魔不分。如一经之疏,多至百万言,班固即评爲「利禄之路然也」。结果儒家之经典愈流行,愈走向形式化,脱离生命,虽称爲经学,其实只是一外壳。有见及此,宋明儒学就要把这一方向扭转,直承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点明心性,以爲外王事业立根;并建立道统,以得心性之传者爲正。这无疑是一大翻转,但外王方面,则乏善足陈,尽管培养出一大批士君子以其人格对抗腐败之朝政,但无补于宋明之亡。

 

三、宋儒之道统与儒者的命运

是内圣不足,还是外王太难?直到近一百年,新儒家起,历史又再回到春秋、宋明的老路,面临异族之挑战。在春秋时代,汉民族所面对的是夷狄,孔子要守护周文,曾一度赞许推行「尊王攘夷」政策的管仲。这非出于民族主义,而是两种文化的差距:中国较爲先进,自然不能以夷变夏。及至宋明,外患更爲深重,除了北方的辽、金、蒙古之外,更有从印度而来的佛教。形势险峻,所以宋初胡安定、孙明复、石介等人,皆重《春秋》,以立王道,兼斥佛老。但王道毕竟不是通过概念来建立的,没有这种能力和内涵的人,墨守《春秋》的王制有甚麽用?其后宋儒建立道统,就是要在政统之外,另立文化纲纪,以爲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并对抗现实政治。这可说是藉道统来支撑人道,读圣贤书,就是要挺立人格;但却形成儒者先天的悲剧性格:在现实的压迫之下,踽踽独行,令人凄酸。

 

四、早期新儒家的努力和挫折

近一百年来的新儒家,从大端来说,就是继承了宋明这一个读书人的传统。尽管最早的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并没有明确归属到超越而内在的心性,只说生命意欲,但却有一股强烈的时代意识与对中国文化的爱护之情,并且身体力行,所以被艾恺(G. Alitto)评爲「最后的一个儒家」。他对西方的都市文化深恶痛绝,主张革命要从乡村建设开始。但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他想象中的社会格局已经失去,他的教育事业不能不从历史中退出。继梁漱溟而起的冯友兰、熊十力,前者借重西方的逻辑思维、实在概念,重建中国的形上学,虽能自圆其说但却抽空了中国哲学的生命实感,只余下一个架子,所以遭受到后者「把本体作共相」的批评。熊十力认爲:「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把传统的天人合一归结到本心、性智,以此爲无尽宝藏,然后重建人之自尊与自信,对应西方之科学主义、怀疑主义、心理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打通天人之隔,立万有之基,这可说是一种继宋儒心性之学而重建本体的工作,而且不须借重西方资源。

但是,历史不可能后退。近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其实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力下,如何存亡继绝?这一方面是民族的,一方面是文化的。先秦儒家已经揭示:唯有文化不死,民族方可不亡,所以必须开出外王,以来远人。埋首经典,如王船山,即使提炼出真知灼见,还是要改革现实,即所谓乾坤并建。王船山不满于宋明儒的空疏,不欲再空谈心性,但不能走出传统格局,他的著述,便只能藏诸名山;一点孤怀,只能独明。由此说到熊十力,他的智能再高,但他面对的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狄,而是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挟船坚炮利而来,全世界都承受其压力,不釜底抽薪,是无法对抗的。这不是单用传统的思维,讲「体用不二」就能去除。

 

五、旧格局必须打破

这个压力是甚麽呢?就是西方文化不但有一套器用、技术、社会组织、政制,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精神向往。简言之,除了科学、民主之外,还有人权、自由、宗教与哲学;单讲心性之体,是很难与西方沟通对话的。何况我们在现实上失败,被人视爲落后,国家正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在这个时候谈心性,是不切实际的,很容易重蹈晚明的覆辙。外王的局面不错是由内圣开出,但必须打破原来的格局或符号结构,以释放生命力。这就是新中国革命的兴起,以新文化、新观念武装的民族主义登场。对中国来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颠覆了历史的符号。

 

六、一九五八年发表的《中国文化宣言》

新儒家坚守孔孟之传,当然不能接受这场变化。他们深知:救亡当是文化上的救亡,而非只是民族的解放;若离开我们的道统,我们的生命立足于何方?这是存在的惶惑,也是历史的悲情。这只有把我们的文化,提升到一个国际水平,与西方对话,以显示我们的特色、高度和深度,纔能赢得西方的尊敬。所以,在一九五八年,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联名发表了一篇《爲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此《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之独特性,有其特殊之精神之表现方式,亦有其超越之宗教感情与伦理生活,更有其特殊之心性学,而非西方之自然主义与心理本能之说所能比拟;扩充心性之量,即可上达于天而得一永恒的安顿,亦由此形成一永恒的追求,而使我们的民族得以悠久。中国文化虽无西方式的科学与民主,但决非不能从民族自觉的道德精神中开出,此即道德主体之暂时隐退以转出知性主体以完成其对客观世界之认知,然后复位以主宰其自身之进退(后来牟宗三先生特别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以开出科学民主」之说),所以并不与西方文化矛盾,民主制度亦然。这是新外王,与过去的格局不同。由此可知中国的传统思维必须调整,以容纳西方的价值观,这纔能与西方共处。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再说中国文化之特殊智能,要求西方人士尊重及了解。

由于新儒家发表这篇宣言时,他们正从现实上退出,生活非常艰难,精神上亦非常孤独,但却显示了他们的自信。如孔子在陈绝粮,弦歌不辍。这证明真正的智能是産生于忧患的,唯有经历大痛,纔有真知灼见。

 

七、新儒家的贡献与现实局限

自此之后,新儒家各自努力,埋首著作。但都不约而同,取径西方或容摄西方。但目的都是接上孔子,接上宋儒,而非改造。如牟先生,借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现象与物自身之区分来表述他的两重存有论,但又赋予了新的内涵,使之不相对立;又以「智的直觉」来表达此本体之用,又借用佛教《起信》、《唯识》之义,一心开二门,非常圆融,即活动即存有。经此改造,儒家之内圣之学达于顶峰,可以说是向知识儒学、系统儒学进发,足资学者研究,但外王则始终无办法。因爲在现代社会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工作,都已经专业化,不可能通过「良知之自我坎陷」就能开出。这只能从一切外王工作须要有一超越的道德精神爲根上说,但这却不一定是「坎陷」。比较起来,唐先生则较守儒学之原始立场,把一切文化都视爲生命之自然发展,虽有分途但却并行不悖,可以即哲学史而言哲学;又吾人之思想可以层层反省,超越各家而得会通。人类之一切哲学、一切文化都是心灵活动所成之境,若能逆观其生起之源,即可进可退,可升可降,皆爲心灵之全体大用,不必定执一端或一境而成冲突。人生苦难,皆由良知之一念陷溺与生命之封闭所造成,唯有逆反至性情,观其原始一念之善,方有化解与超升之道。唐先生之系统虽不如牟先生之精严、语言准确,但却恢弘博大,出自性情;对宗教人生问题,强调体验,令人感服。在学术上,他们两人都把儒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毕竟还是停留于言说;个人的修养与风姿虽亦有足资敬重之处,但毕竟长期困居于学院,而不是传统讲身心性命之学的书院。盖近代学院制度从西方移入,已经知识化、专业化了,体制所限,他们只能在哲学系栖身,社会人士只以哲学家目之。学术界虽知其有贡献,但由于各有专业,一般人都读不懂他们的书。这样的儒学,会不会远离社会、远离生命呢?

这就是新儒家的寂寞与悲哀。尽管他们已倾注全部心力,作出辉煌贡献,但走不出宋明以来的儒者格局,即只能在心性领域上下工夫。尽管在观念上有所突破,建成体系,但在行动领域上却日益退守。因爲社会结构已变,在西方的专业化、理性化、世俗化的催动下,人人向功利价值狂奔。儒家的良知,已经隐没;纵有传统意义上的儒者,如马一浮先生,只能独善其身,几乎与世隔绝;反而从知识立场,分析历史,批判社会现象,还有市场。

不过,新儒家的贡献毕竟是巨大的。唐牟之外,其实还有许多人分别在其位置上有所付出,如钱穆、张君劢、陈荣捷、方东美、徐复观……。由于历史原因,他们都是身居海外,但少年时代所禀受的传统教养使他们不约而同的爲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再生而奋斗,努力维系斯文于不坠。他们的杰出见解,的确使西方汉学家与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另眼相看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八十年代中国开放,就没有可供中国新一代学人的研究、参照、吸纳、继承和批判的资源。中国文化就真的断层了。

八、百年儒学的检讨

如今,中国文化该往何处去?经历了百年国运、百年国史,儒家的角色已大有变化:早四十年是中西文化对峙、论战、比附与寻求建立自己模式的阶段,儒家不甘被丑化、被诋毁,及被逼要承担使中国落后、倒退之罪名,于是起而抗争。这最初可以以梁漱溟、张君劢爲代表;其后则有部分学者,如冯友兰、贺麟,采取西方概念、西方思维来诠释中国文化,所谓「旧瓶新酒」,意图改装,并缓和两者的矛盾。但对中国传统有深刻认识的,如熊十力,便不表同意。他一定要确立本体,而且要直贯于工夫;此即所谓「即体即用」,二者不离,以重铸中国哲学体系。到第二阶段,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民族独立得到实现,但对儒学的态度却是彻底的决裂,使儒学本来是一支「文化民族主义」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不但要从政治的意识形态退出,还要从社会退出。儒家精英只好寄身海外,凌空奋斗。而海外则是西方文化进驻之地,儒家在现实上根本无立足之所,难怪被人讥爲「游魂」。但正如上文所说,现实的危机愈重,新儒家的斗志愈强,结果反而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构作了空前宏大的体系,爲儒学争取到广大的精神空间。这种海内外儒学的相反之势,约有三十年;被放逐的儒学没有死,反而在异地坚强地生存下来了。唐君毅先生感慨地把这一情形称爲「花果飘零」,但通过「灵根自植」,儒学可以找到自己的根。

这个「根」是甚麽呢?用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性情。人必须自我体验,纔能认识到。不过在现实的功利社会,人应付生存已经不容易,哪有时间(亦无方法)去开发自己和别人的性情?尽管新儒家在学术上贡献巨大,但声音却到达不了民间。近三十年,进入第三阶段,中国开放,重新接受自由市场,并仿效西方的经济运作,利用中国廉价的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参与全球竞争,结果创造出小康局面,成爲国际上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国际地位亦跟着上升。但与此同时,西方的功利意识、潮流文化、营商手段、自由放緃,亦汹涌而入。原来比较纯朴的中国社会立即受到污染,原来的体制亦受到冲击;人人都追逐财富,轻视法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十分严重。中国传统重视道德的精神,几乎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下,新儒家的声音,有人听吗?而另一方面,海外虽仍有一批前一阶段培育下来的第三代的新儒家,不断作诠释工作,但困守于学院,一样与社会疏离。

 

九、知识儒学不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

按理,重建道德规范,重建健康的人格,十分重要。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问题严重,十多年前已提出要加强素质教育,以挽救日益沉沦的社会。问题是苦无方法,传统的道德教育已被推翻,今天学校所推行的,是以考试爲主导的教育体制,目的在帮助学生升学、谋职,加强他们在市场的竞争能力,非常功利,道德能发挥甚么作用呢?何况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影响,现代人都不喜欢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都要求独立思考,实际上是自我中心,大家都很难沟通。西方社会所发生的精神孤独问题,在中国已完全出现。正如韦伯所指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解咒的时代,没有了头上的价值光环,人人都以工具理性相交。这样的社会当然走向虚无。

这时候即使引入四十年前第二代新儒家的思想也没有用,因爲他们着眼于形上体系的建立,已无力响应社会要求。儒学的理性化、系统化虽然十分高妙,但就是不能通向现实。爲了迎入西方价值,新儒家可以把科学、民主看成新外王(此义,徐复观先生特加强调)。但是,两个完全异质、不同脉络的文化究竟如何调协?良知如何「曲西方的自由、民主?恐怕不是在观念上拨转那麽简单。「橘逾淮则枳」,东方民族真要学到西方价值,恐怕还有一段旅途要走。简单来说,新儒家的知识系统、形上结构不能直接对应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虚无。他们的观念还要作进一步的转化,纔能用于社会。

 

十、历史给予中国文化再生的机会

依《易经》说法,一切变化都要看「时」,所谓「天下随时」,君子「待时而动」;「时」不至,虽孔子亦无办法。中国讲身心性命之学两千多年,内圣之学登峰造极,就是外王不理想。这也许是中国文化之优点,但反过来也是中国文化的缺点。西方的器用之学很有成就,科技已成爲创造现实价值的武器,其地位已上升至爲现代人所膜拜的神,但就是无法平伏现代人的心。这两支文化如能互补,也许正是未来人类的理想之路。但一百多年来,这两支文化都不能平心静气的理解对方,反而争强斗胜,结果两败俱伤。中国吃亏于前,西方如今亦亢龙有悔: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之后,随着自然生态的破坏,工具理性的横行,人人只知成功和拥有,教育只讲知识,不讲道德,青少年吸毒成风,行爲放荡,自由已变质。纵有民主亦无补于事。这是价值的失落、人生意义的失落,社会只有各行其是的自由,却没有整体的、长远的关注。去年发生的金融海啸,便足以说明这种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只有闯祸,不可能自我约制,更不要说社会现象在许多方面已经积重难返。美国若还想主导世界,那是痴人说梦。从「天下随时」之角度看,中国文化再生的机会到了。

 

十一、儒学的历史使命:向生命回归、向教育回归

但再生不是爲了争霸,而是证明我们的文化有其真知灼见:从一开始就是要塑造一个有道德、有文化、有修养的社会,以改变人的原始野蛮和野心,这纔是真正的文明,而不是享乐和占有。这是生命儒学,扣紧生活、人伦和文化的实践而言,由此所开出的外王社会和现代西方的便很不同,不会有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社会价值危机和生命危机。问题是如何把这种「外王」开出来?这就需要教育:人性教育;亦即孔子所做的开发性情的教育、变化气质的教育、生命成长的教育。化民成俗,让美好的价值不是停留于概念,而是深入生命,帮助每一个人成爲君子:自觉、自动、自律、自行,而不是只靠客观规范和法律。

我们认爲:这就是我们当代儒者该做的事。这是生命教育,生命成长的教育,而不是知识化或系统化了的心性之学、本体之学,也不是僵化了的、概念化了的道德教育。固然,心性之学可以成爲教育行动的超越的前提,由形上概念直贯到人生,「体用不二」,十分圆满。但这是构作理论之路,而非实践之路。若是实践之路,反而是要从现实说上去,而不是「从上面说下来」。我们认爲:人能反省自己、真诚面对自己,纔能体会到自己的性情;只有性情活转,学问纔有意义。这是由内而外;必先自己有得,纔能与别人交流。重开师友讲习之门,互相砥砺,这纔是真正的生命儒学。此中关键,不是先作理性化、系统化的表述,那是专业学者,或哲学家之所爲,不可能深入社会。社会已病,我们更需要的是对生命的光明有体会的人,对历史文化有信念的人,由他们来担当生命教育的老师,纔有说服力。张载说:「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儒学的精神正是要帮助后来的人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向。生命不可错认,生命的价值尤须珍惜。我们幸而生而爲人,便要知道做人的庄严使命。

我们认爲:这纔是新一代儒者的外王事业。改造社会,不能只看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更不能只向西方学步,一味要求和西方接轨。在全球危机出现之际,如何高瞻远瞩,知己知彼,培养有识见、有承担力的人才,「以涉大川」,纔更重要。

兹乘「百年儒学」会议之便,把我们的意见写出,向大家请教。五十年前,有新儒家的《中国文化宣言》,当时是爲中国文化争一席之地;今天已经不须争,反而须要的是实践。直承孔子,作生命成长的教育,在学院之外,进行社会教化。这是社会儒学,或公民儒学,使社会成爲一有教养的、文明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但归根究柢,必须从每一个人的性情的开发开始。这是行动,这是生命儒学,以开发性情爲先,并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用古人的话就是成人、成德,用现代人的话就是生命成长。只有人成长了,人的精神健康了,外王纔不会空说。这也就是说,只有社会的整体质素改善了,人类前途纔有希望。总之,儒学不只是限于儒学团体的,它是属于社会的、家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同样,它属于世界。人人都要了解自己,面对自己,知道自己该做的本分和使命,然后努力达成、提升自己。孔子说:「爲仁由己」,十分正确。

因此我们郑重呼吁,希望所有关心民族前途和人类前途的人明白和参与:

一、儒学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我们除了继承前人所作的理论完善工作,吸收当代西方资源,及其它优秀文化传统,全方位参予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建设之外,还须要回到生命,回到具体的个人,培育参予主体、行动主体,把儒学的理想付之实践。我们相信:是甚麽人就会做甚麽事,这是人的志气、眼光、胸襟、修养问题,因此不须求作事上的齐一,只须心同。大家的心一致,社会质素纔能改善,每一个人质素纔能提升;

二、每一个人质素的提升在于进行生命成长的教育,在于每一个人的性情能够得到开发;从根上起教,纔是万世之基;

三、要开发人的性情不能只用概念,或知识性的话语,该更多的采用啓发性、引导性、文学性、艺术性的语言,深入到对方的心,纔能共鸣。换言之,这是一种与知识教育非常不同的教育方法:以生命呼唤生命,以性情感受性情。教者必须先有体会,纔能掌握;

四、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最善于开发人的性情,最能尊重每一个人的特殊性,然后依之而施。如孔子之进退学生,宋明儒者之开拓心量、致良知,甚至禅宗大德之棒喝,把错认直翻到底,今天都可以再师其神髓。但老师自己必须先有突破经验,纔能浑身都是手眼;

五、推动性情文化、性情教育是社会性、历史性的大工程,欲达到家庭温暖、社会和谐、人类和平的目的,要有大批师资。因此要有培训师资的计划,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适量加设;然后社会文化加以配合,宣扬健康向上的人生观;

六、鼓励社会团体、文化团体、企业团体、宗教团体参予分担,这是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历史责任。没有人希望我们的社会质素日渐向下,没有人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污染的环境下长大。人人尽力,人人呼应;如此,社会风气很快可以得到改善,不求功而立不世之功。

 

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于中国广东肇庆抱绿山庄

发起人及初稿撰写人:

霍韬晦(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暨法住文化书院院长


联署人:        

中国学者

 

台湾学者

 

杜维明

(北京大学、哈佛大学)

韦政通

(台湾中国思想史学者)

郭齐勇

(武汉大学)

曾昭旭

(台湾淡江大学)

尤西林

(陕西师范大学)

林安梧

(台湾慈济大学)

宋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

杨祖汉

(台湾中央大学)

吴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韩星

(陕西师范大学)

新加坡学者

 

胡治洪

(武汉大学)

苏新鋈

(东亚人文研究所)

张杰(欧阳祯人)

(武汉大学)

魏维贤

(东亚人文研究所、新加坡儒商学会)

郭学贤

(东北师范大学)

郭文龙

(东亚人文研究所、新加坡南洋孔教会)

荆雨

(东北师范大学) 

王昆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

何仁富

(浙江传媒学院)

唐庆铭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

陈畅

(暨南大学)

 

 

洪秀平

(平和书院)

香港学者

 

魏东林

(明伦书院)

唐端正

(香港东方人文学院)

高立梅

(华南农业大学)

陈弘毅

(香港大学)

刘体胜

(华南师范大学)

王煜

(香港中文大学)

黄煌

(中山大学)

范佐浩

(法住文化书院)

刘涛

(中山大学)

黎斯华

(法住文化书院)

 

 

袁尚华

(法住文化书院)

 

 

黄罗辉

(法住文化书院)

 

 

李锦招

(香港东方人文学院)

 

 

陈可勇

(香港东方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