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儒学主题

霍韬晦

 

儒学是中国人立根的学问,也是民族不死的精神支柱,但自满清入关,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读书人的节气与志气已被消磨,精力转向于故纸堆的研究;虽能成学,但精神已萎缩。民国之后,时代意识开始觉醒,但在西方的强势文化比对下,国人患了严重的自卑症,对儒学的信念更弱、更不了解。为了救国,反而纷纷投到反儒、骂儒、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乃至消灭汉字的行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他们以为:打倒中国文化,中国就能富强了。非常幼稚的想法,经不起分析,但国难当前,许多问题已无暇细想,整个文化氛围都表现出一种浪漫与浮躁。

一个民族的文化原来是与其民族的生命共始终的。我们可以说:有甚么样的文化就会有甚么样的民族。因为民族的风貌、生活、习惯、反应方式与价值观念,都是由其历史文化所熏陶蕴积而成。不只中国如此,世界各国皆然。所以无人不重视自己的传统,亦无人不爱护自己的传统。因为那是自己的出生之地、成长之地,亦即被塑造之地、被养育之地;我们对之不能不有感情、不能不起感激,进而爱之、思之、念之、引之、发之、延之、续之。这是责无旁贷,亦不须再问理由。唐君毅先生称之为一种「形而上的感情」,即是一种对自己生存本根的体认,而直下承当。所以当国人守不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而钦羡外国,进而以得外国之荫庇者为荣,唐先生即称此为「花果飘零」,如「一大树之崩倒」,「而随风吹散」,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但这有甚么办法?当一个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信心不觉已尽失。过去是「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但今天却是「宁为异乡客,不作中国人」。谁能在极艰难的情形下,为守住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而不懈奋斗呢?

就是海外的新儒家。历史必将记住这一段在现实上苍茫四顾、濒临绝粮,但在精神上却不断开辟、放出异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靠他们努力,正告世人,正告西方学者:中国文化有其独特性,有其精神之表现方式,亦有其超越之宗教感情,更有其特殊之心性学,使其民族生命能绵延悠久而不坠。中国文化虽无西方式的科学与民主,但决非不能从民族自觉之客观精神与道德精神中开出,此即道德主体之暂时退隐以转出知性主体以完成其对客观世界之认知,然后复位以主宰其自身之进退。所以并不与西方文化矛盾。民主制度亦然。由此可知中国文化必能与西方共处,而中国文化自身之特殊智能,正足为西方人所学习。1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现实上虽一无凭借,但反而能从根本上用心,对中西文化认识得十分清楚。真正的智能是产生于忧患,唯有经历诸多考验,纔有真知灼见。

固然,自内容而论,新儒家的观点可以商榷,而且各人所成之体系亦不同,如牟宗三先生之两重存有论、分别说与非分别说、圆教模型、判朱子「别子为宗」、通过良知之自我坎陷以开出民主科学等等讲法,皆为独创,而且系统整然。而唐君毅先生则从儒学生命之自然发展、自我要求,可以有各种引发分途而并行不悖,即哲学史以言哲学;又吾人之思想可以层层反省,超越各家而得会通。一切哲学、一切文化皆是境,若能逆观其生起之源,即可进可退、可升可降,皆为心灵之全体大用,不必固执而成冲突。人生苦难,即由良知之一念陷溺与生命之封闭所成,唯有逆反至性情,方有超拔之道。其系统虽不如牟先生之清晰谨严,但却恢弘博大,令人感服。在学术上,他们两人都把儒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这并非是说,除了唐牟之外,即无新儒家,如钱穆、张君劢、陈荣捷、方东美、徐复观……都各有所成,这纔滙成一个自觉承担中国文化危机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那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之后,就没有可供研究、参照、吸纳、继承和开出新局面的资源了。由此可知海外新儒家在历史上的贡献:他们不只维系斯文于不坠,而且能进而与世界各大文化分庭抗礼、柔服其心。

百年国运、百年国史,也就是百年文化、百年儒学。要知道这百年儒学的贡献,必先知百年民族所走过的艰苦曲折的道路。大体而言,民族要独立,除了要有经济、军事的力量支撑之外,更要有文化的源头活水。人的精神有生机,政治纔有生机。过去一百年,通过几代新儒家的努力,中国文化的命脉已被畅发;各种文化亦如百川灌河,齐奔东海。于此承先启后之际,新儒家能否贾其余勇,从学院中走出,再创光华?千辛万苦经营的思想体系能否在今天的社会中,再展现其魅力?后学者如何继起?

这是百年儒学主题:中国文化必须与中国民族共患难,一切思考必须回归民族生命之弘扬。这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充实民族之内涵以赢得世界尊重之道;亦使民族的精神面貌再现其仁义礼智,而不是止于建构体系。明体达用,方完成其使命。

新儒家往矣。今年恰值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宗师百年冥寿,他们的一生正是新儒学艰难奋发的写照。则百年儒学的主题,亦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如何继承他们的志业,正有待来者。

 (法住机构、东方人文学院联同若干机构主办「百年儒学」学术研讨会,时间为本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地点在肇庆抱绿山庄;将柬邀各方儒学研究者出席。敬请留意)

1         以上内容,详见唐君毅等人所发表之〈中国文化与世界〉一文。1958年《民主评论》元旦号